法國反退休法案鬥爭中的青年身影(四)

抗爭遺產傳承與組織者的培養

    寫到這裡，我們或許可以再回到文章起首的問題：「法國能，台灣要怎麼才能？」從上面的敘述中可以發現，組織者仍然在運動發展中扮演關鍵角色，但組織者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爬梳幾位 25 歲以下青年組織者的經驗，家庭往往是組織者意識啟蒙的起點，而法國社會豐富的抗爭歷史則提供了肥沃的思想資源。比方說 24 歲的 Laurent :「我父親是鐵路工人，母親是小學教師，從小我父母親就會在餐桌上談論社會不平等問題，我的父親還參與了 1995 年的大罷工。因此從我有政治意識開始，『階級抗爭』就是無庸置疑的前提。」25歲的Corentin 也分享著類似的經驗：「我的父母政治意識都很強烈，我哥哥也從中學就開始參與親共產黨組織，耳濡目染下，1998年我第一次沒有父母的陪伴獨自參與了街頭示威，上高中後就和幾個朋友一起組織高中生的政治行動。」他認為自己的經驗在左翼青年組織者當中很具代表性，「大部分我這一代的運動者都是從家庭中接收政治意識的。」

巴黎一大 UNEF 的幹部在滿是活動海報的辦公室中

  

   如果以家庭作為左翼思想的政治社會化單位在台灣脈絡中稍顯困難、遙遠， 另一個不難作到的或許是是抗爭經驗的反芻、整理和創新，也就是建立抗爭行動的資源庫(répertoire d’action)。法國幾乎每十年都有一場重大的社會抗爭，大型的抗爭之間也有許多以挫敗收尾的小型運動，但我發現不管是成功或失敗，組織者往往都能對該場運動的來龍去脈和行動模式的特殊性如數家珍。比方說，Corentin 對我細數 2003 年以來幾次學生運動的更迭：「2003年有兩次學生運動：首先是春天時反對退休法案的第一次改革(將全額請領退休金的工作年限由 40 年延長為 41.5 年，運動最後因其中CFDT工會聯盟頭人與政府妥協簽字而破局)；另外是秋天時反對大學自治法案，全國有十幾所學校罷課，吐魯斯的 Mirail 大學在這波運動中首次發展出圍堵學校大門口使學生參與動員的方法，以後才被其他大學沿用。這兩場運動我們雖然一敗塗地，但如果沒有這兩次的動員，絕對不會有2006年反CPE運動的洶湧。」作為 1968 以來最成功、動員最廣大的反對運動，反CPE運動不僅為學生運動吸收了生力軍，其行動模式也成為本次反退休法案運動的榜樣。巴黎一大的UNEF幹部則對我說：「有了反CPE的經驗，我們很明白我們如何鼓舞學生上街頭：要求退休法案的撤銷。」而他本人恰恰是在反CPE運動後加入青年組織者的行列。我想，台灣的社運動員強度雖然不如法國，但在每個議題上始終都有許多延續的戰役，如果能夠抱著寫歷史的心情、不以成敗論英雄地整理抗爭經驗，作為所有運動者的思想公共財，不僅有助於行動者經驗的累積修正，對還在圈外猶疑的熱血青年而言，不也是很好的宣傳兼教材？

    最後，為了不過份浪漫化青年參與社會抗爭的模式，我想分享一個親眼所見的片段：十月十九日早上我經過共和廣場，目睹了一場「高中生示威」。當天下午是法國工會決定的遊行動員日，上午十點半，共和廣場聚集了約一百位高中生，他們沿街拖來了大約五十個綠色垃圾桶和公共工程的路障試圖阻擋往來車輛，我望著這封路陣仗，還真有點像歷史檔案照中的 1968 畫面，問題是：他們既不呼口號，也沒拿標語，看起來更是毫不憤怒。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我拿起相機拍下封路的畫面，才轉過身，一位操著外國口音的少年便跑過來要求我刪掉相片：「女士，您剛剛拍了什麼？能不能請您刪掉？」我沒堅持，卻反問他：「你不為自己的行為覺得驕傲嗎？」他不置可否地離開。幾秒之後，廣場上響起一片歡聲騷動，只見數十個高中生以歡呼的姿態穿越馬路、登上廣場的共和女神雕像，接著揚起反對總統薩柯奇的布條，持續歡呼。又過了幾分鐘，五個手持盾牌的鎮暴警察出現朝雕像前進，這些年青孩子完全不像媒體刻劃的「暴力青年」堅持到底，卻十分迅速地作鳥獸散，廣場瞬間恢復寧靜，只留下幾個落寞傾倒的綠色垃圾桶作為見證。

   在彷彿什麼也沒發生過的廣場上，我笑了，帶著羨慕地。不是覺得這些孩子幼稚，而是感受到抗爭行為潛藏在社會傳統之下的力量，讓不滿十八歲的他們即使不明所以，即使對退休改革的弊病說不出所以然，卻也能憑著素樸的正義感和玩耍的心情上街操練他們想像中的「抗議」。正是「造反有理」的氛圍讓他們毫無懼怕地履行集體行動，無意識地複製前人的抗爭模式。我想，在我們汲汲思索「如何進行意識形態改造好吸引年輕人捲入社會鬥爭」的同時，也不該忽略校園、家庭與媒體空間中無所不在的權威束縛，為一個行動自由更充分、世代間的規範更平等的公共空間而努力。

法國反退休法案鬥爭中的青年身影(三)

從零到一千：學生會的工會化及參與式民主動員

    當然， 僅僅是憤怒與挫折絕不足以形成組織性的行動。政黨以及校園中的青年組織，更是培養青年勞動者與學生政治意識、動員各種抗議行動的重要結構。法國積極教育青年參與社會鬥爭的組織至少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政黨附屬的青年組織。各個政黨都有自身的青年組織，在我認識的組織者當中，許多人從高中甚至初中時就參與了 JCR (托派政黨NPA前身 LCR 的青年分部 )， MJS (社會黨青年部)，JCF(法國共產黨的青年部)，或是其他更小型政治運動的青年支派。政黨雖不直接介入校園中的抗爭動員，但在組織者的培養過程中扮演重要的意識形態塑造角色。

(二)青年勞動者的工會。其中以總工會CGT 的青年支部 Jeunes CGT 最具代表性。該支部成立於 1968年五月革命後，以培訓年青的組織幹部、協助三十歲以下不論行業的青年勞動者加入工會為目標，也參與其他與青年工作權相關的抗爭組織。(根據統計，目前法國三十歲以下勞動者加入工會比率只有2 %)

(三)學生工會 (syndicat d’étudiant)。是組織學生參與社會議題抗爭的主要行動者，不祇協助高中與大學生解決校園生活各項疑難，也針對學費、居住權等社會經濟議題對外發聲。其中最老牌的UNEF (Union Nationale des Etudiants en France)成立於 1907年， 1946年改組制定憲章，憲章第一條揭明「學生是青年知識工作者」，繼之根據「青年」、「知識」、「工作者」三個面向，闡明學生應該享有的各項自由、結社、經濟權利。但UNEF一向與社會黨有從屬關係，歷任幹部往往畢業後即入黨步上仕途，隨著社會黨的保守化，1990 年代大學校園中開始出現  FSE (Fédération Syndicale Etudiant，學生工會聯盟) 與SUD Etudiant (附屬於團結工會聯盟 SUD) 等較基進的學生工會組織。高中部分，則以 UNL(Union Nationale Lycéen, 全國高中生聯盟) 和 FIDL(Fédération Indépendant et Démocratique de Lycéen, 高中生獨立民主聯盟)較具代表性。體制地位使UNEF和UNL往往在學生運動中被媒體視為當然發言人，但這兩個組織並不是唯一的行動推手，立場也不見得是最堅持或基進的。

    那麼，這些組織如何促成青年的集體行動呢？這裡必須介紹另一個法國社會運動中重要的討論決策機制：大會 (Assemblé Générale，簡稱AG)。顧名思義，大會是對一組織中所有成員開放的會議場合，法國校園每個關於罷課或抗爭的行動都必須經過大會投票才取得合法性。一般來說，法國校園青年的動員模式大致如下：當具有動員可能的議題浮現時，每個學校中不同立場、單位 (包含以上提到的各種組織或是獨立對議題感興趣者) 的成員先組成動員小組，凝聚行動共識後則決定日期，邀請所有學生參加大會，各抒己見，並討論表決相關的行動手段。也唯有通過大會表決同意，罷課、遊行或圍堵校園的手段才能取得正當性。大會中也同時選舉學校代表參與跨校際或跨行業的會議(interprofessionelle)，討論橫向串連的策略。

 巴黎一大的大會會場，學生正在表決是否同意罷課 (轉自世界報網站 22 Oct 2010) 

    近年來，跨校串連最成功的例子，便是 2006年的反CPE運動。全國上百所大學的代表每周在不同城市聚會交流動員狀況，討論運動綱領、訴求與行動日期，不僅要求席哈克政府「撤回CPE」，也對當時的總體經濟、社會、移民權利從青年角度提出了基進的主張。一位曾經參與全國校際串連會議的朋友如此形容那段經驗：「當時我們最大的成就並非CPE的撤銷，而是在充分的、天馬行空的討論中實踐了參與式民主的可能。」沒錯，追根究柢，法國青年運動的風起雲湧其實毫不神秘，正是踏踏實實地建築在我們在政治學教科書第一章讀到的「直接民主」之上。當組織者有辦法透過發傳單、課堂宣講、網路散播訊息等方式教育、引導一般學生關心特定議題，說服他們參與校園大會，群眾運動的種子於焉萌芽。另一位曾參與 FSE 的組織者形容課堂宣講的重要性：「課堂宣講是我最珍惜的時刻。正是在一次次的課堂宣傳中，我們從學生反應感受到運動成功的可能性，或是觀察到運動的推進與深化。」

    本次反退休法案的組織方式也大致循此模式，自五月學生組織便開始與受薪者工會醞釀討論，九月中開學即開始宣導動員工作。而學生組織的動員語言除了訴諸跨世代受薪者的團結外，也不斷強調這一代青年的職業生涯遠比上一世代要破碎、不穩定，平均要到 27 歲才能拿到第一份穩定的工作，因此要求將實習、受迫性失業乃至受高等教育的時間也計入退休金請領年限中，並在薪資提撥之外另覓退休基金的財源。「這波青年動員不僅僅是對退休法案的反對，更是出於我們的擔憂，對於我們的生活狀況將不如上一代的擔憂。因此，學生和受薪者工會站在同一陣線，復興進步與幸福理念的可能取決於我們的作為。」UNEF的新聞稿如此表達。

 巴黎一大校園中的海報。左為大會時間地點通知，右為UNEF動員海報
由上至下文字：20歲當學生，25歲失業，67歲時仍在貧窮邊緣？不了，謝謝！為了我們的未來，一起反對退休改革。

  

法國反退休法案鬥爭中的青年身影(二)

    然而，除了這類隸屬左派正典的青年論述，法國還存在另一種青年問題：郊區青年受到的系統性歧視與排除。由於貧窮、失業與外籍低技術移民在某些貧困郊區的集中，伴隨著法國勞力密集產業的外移，讓貧困郊區中長大 (且多具有移民後裔背景) 的青年在總體教育與就業市場中備受歧視，部分地區青年失業率超過五成。而薩柯奇自從 2005 年擔任內政部長到 2007 就任總統後採兩手策略統治：一手減少公共投資彌補減稅缺口、一手強化治安憂慮將貧窮「問題化」為少數弱勢群體的罪責，除了曾直指郊區少年為「人渣敗類」的經典發言，還加強緝捕遣返無證移民、減少家庭育兒津貼、以及取消類社工性質的「社區警察」制度，任命配槍的中央級警察巡邏郊區。配槍警察的進駐讓郊區少年和警察的關係動輒劍拔弩張，也大大增加了警方誤傷、誤殺、濫用武力的機會。當貧窮與國家暴力成為日常生活的真實，郊區高中生往往對社會不平等的感應更強烈，並且將抗爭作為引起社會關注其困境的機會。起跑點的貧困隨著政府縮編公共支出而雪上加霜，不管是教師員額的遽減或醫院、社區中心等公共服務的縮編，都讓原本即資源匱乏的郊區居民相對剝奪感更強烈。「我從中學升上高中後感受很深，因為教師不夠，只好增加班級學生人數，結果心力交瘁的老師根本沒辦法好好地照顧每個學生需要，我們也無法充分地跟老師溝通，瞭解教材內容。所以我們反對這個政府的施政方針。」Amy如是說。

"我們是最後的一代，拿出權力來，改變一切！"

    相較於能夠對分配問題侃侃而談的都市知識青年，郊區青年的文化資本大不如前者，在社會抗爭中現身/聲的渴望卻更強烈；暴力的不平等造成抗議手段的激化，因此在古典的和平示威行動外，偶爾在示威現場也出現各種以激烈形式爭取注目的洩憤行為。警民衝突成為媒體好捕捉的畫面，自 2006 年反 CPE 運動開始，媒體討論中出現了「Casseurs (搗毀者)」名詞，專指在遊行中搶劫、毆打警察或示威者、搗毀公物與街道商店者。一如台灣政府創造了「逃跑外勞」一詞來粉飾移工選擇雇主自由的闕如，法國媒體與右派政府也無所不用其極地將「搗毀者」與全體「抗議青年」畫上等號，鼓動大眾對青年上街的恐懼偏見，詆毀青年抗議的正當性。同樣的劇情在本次運動中又上演：10月20日，媒體爭相報導里昂街頭出現了一群年青人砸毀商店的影像，內政部長Brice Hortefeux 迅即乘直升機抵達現場作秀痛批，總統也親上電視節目加以譴責，但Youtube上卻流傳著便衣警察喬裝入遊行隊伍中打人的影像，而警察在郊區抗爭中執法過當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 (十月十三日，一位高中生在巴黎近郊 Montreuil市學校門口抗議時即遭空氣彈誤傷眼睛，影像如下)。長期在貧窮社區蹲點的世界報記者 Luc Bronner 因此形容「郊區青年的動員與退休法案的關係不大，它暴露的問題更深刻、更嚴重、能量更不可預測，因為它同時揭示了世代不平等和空間的不平等。而法國政府正在壓抑這一切，並藉由妖魔化抗議青年操縱年長選民對年青世代的恐懼。橫豎郊區少年已經放棄投票了，在總統大選一年半前，這個算盤似乎合算。」(Le Monde 21/10/2010, 為何法國將其青年視為危險而非希望？)世代偏見與不平等透過投票傾向而複製，聽起來像是民主的玩笑，卻也是觀察法國青年運動時不可忽略的黑暗現實。

校園走廊牆上的塗鴉文字 ：
「國家與資本家只聽得懂一種語言：罷工，圍堵工廠學校，和搞破壞。」

法國反退休改革鬥爭中的青年身影 (一)

    法國反對退休法案改革的抗爭已進入九月以來的第七周，儘管參眾兩院已經表決通過政府提出的法案，將准予退休年齡由60延長至62歲、全額請領退休年金年齡由 65延長至 67歲(並且須工作42.5年)，民間反對此方案、要求撤回或修改的行動卻不曾退燒。過去兩周來，抗爭中還多了一群新面孔─高中與大學學生。兩周來全法國至少有三百所高中與二十多所大學罷課，除了上街示威遊行外，學生也積極參與圍堵機場、聲援石油工人、乃至募款支持罷工者等行動，並且在工會動員日之外自我組織上街頭抗議。

    看在台灣觀眾與社運組織者眼中，不免疑惑：退休法案改革，與這些還沒進入職場的學生有何干係？偶爾在學生抗爭現場，我也聽到年長的法國人搖頭道：「真是無理取鬧，他們還要等五十年才退休呀！」沒被嗜血媒體暴力影像嚇唬的台灣朋友更納悶地問我：「為什麼法國能、台灣不能？你能想像台灣青年為了勞保勞退相關法律上街抗議嗎？」當然，抗爭不可能無關發洩，但法國青年絕非盲目地無理取鬧，也不是靠著無根基的網路或空氣動員就能把青年捲入鬥爭之中。為了回答大家的疑問，以下整理了新聞剪報與街頭、校園的訪談收集，試圖討論本次法國青年上街鬥爭的意義、組織方式，以及對台灣組織者的可能啟發。

兩種青年抗爭：世代不公 vs 空間/族群/階級的不平等

    10月22日星期五，我在巴黎二十區街頭的遊行隊伍中遇見了 Yassin。23歲的他在巴黎三大就讀戲劇研究所，他連珠砲式地陳述自己加入抗爭的理由：「我們參與這場抗爭，因為年輕人沒有工作。我們不明所以地上學、追求文憑，即使失業的可能性愈來愈高。而現在，職場的未來也令我們憂慮，所以我們上街抗議，因為這場改革將關係所有人的生活。如果這個法案通過了，將為其他的法案大開方便之門，從此以後的十年、十五年，生活條件只會每下愈況。要領死薪水的人負擔國家財政是很容易的，同時，政府針對富人減稅造成的負債卻高達兩百五十億，更別提有些人炒股票賺取暴利卻分文不需繳。我們不能再坐視，這個改革系統性地剝削部分人口而圖利另一部分人口，這個政府卻持續地執行資本主義與種族主義的歧視政策，繼續惡化社會不平等。所以我們忍無可忍，上街抗議。」

    這並非 Yassin所參與的第一場社會運動。他告訴我他的社運啟蒙始於2003年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運動，當時他還是高中生，此後「2006年反對CPE (Contrat Premier Embauche，首次雇用契約法案) 運動、2007年反對大學自治法案運動，以及支持巴勒斯坦解放運動，我都身在其中。」這樣的軌跡頗能代表許多青年組織者的經驗，在我遇見的許多組織者中，大部分人都是高中時初次啟蒙社會意識、參與抗爭，進入大學後則更加積極地投入各種左翼組織持續參與社會實踐。

    在遊行隊伍的後端，Lina, Amy 和Adama三位黑皮膚的高中女生娓娓對我訴說上街的理由：         「我們來遊行，因為我們覺得這很重要。特別是對年輕人來說，工作四十二年才能退休，這是不可能的！我們要維持六十歲退休。有很多人的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比方說清道夫，要他們工作到六十七歲，簡直是謀殺他們！他們會累死的！根本不可能享受退休的時光。」

    「但妳們距離開始工作還早得很呀？」我反問。

    「但這就是我們的未來呀！這是我們所有人共同的命運。我們看到現在中年人的狀況，就能預知我們的未來。而且老年人若是延後退休，我們的工作也會受到影響！」

     青年對失業的恐懼反映在抗議口號中：「老人去工作，年輕人喝酒？ (Les vieux au boulot, les jeunes au bistro?)」，「求助職業介紹所的不是那些可愛的老人，你知道嗎？ (C'est pas des baux vieux  aux pôle d'emploi, tu sais?)」，「薩柯奇式奇蹟：工時愈長，薪資愈少。(La miracle Sarkozyste: Travail plus pour gagner moin)」世代戰爭的意象隱含在這些口號背後。不祇一位受訪者提及「只有老人跟有錢人才投給薩柯奇。」「你知道是誰把票投給他嗎？是老人。那些老人已經退休了，不會被這個法案影響到，所以薩柯奇敢朝年輕人和中年工作者開刀。」

     

【摘譯】參與反退休改革法案示威者的心聲

摘譯自世界報 20101019 報導 "Je serai dans la rue contre un gouvernement insolent"

十月十九日星期二，成千上萬的法國人將上街示威抗議，這是反退休法案改革運動入秋以來的第六次街頭動員。然而群眾的憤怒不僅僅是針對本周四行將表決的退休法案，更是反對「薩科奇時代」的政策：治安問題的無限上綱、對羅姆人的歧視，乃至令受薪階級更加貧窮的政策。以下摘錄本報網友關於其參與示威理由的發言。

「退休改革法案意味著法國人的貧窮化」 Hugo

自從運動開始以來每一場動員活動我都無役不與，包括今天十九日的活動，如果有需要，接下來幾天我也會上街。我是在里爾念經濟學的學生，這個改革法案將影響到我的權益，因為它象徵著全法國人的貧窮化。政府退休金改革小組研究顯示法國人平均最多只能工作 38,5 年，但政府卻要求我們工作更多年以繳納更多年金，這就意味著實領年金的減少。他們還要求公務員繳納更多月俸到退休基金裡，這就意味著實質薪資的減低。這一切將導致消費萎縮，結果就是更高的失業率。
我要一個願意傾聽對重大法案反對聲音的民主政體。我要一個在執行改革法案之前，願意先傾聽在市場資本主義危機中受害最深的階級的聲音的共和國。另一個經濟系統是可能的，另一個願意傾聽公民聲音的政治系統是可欲的。要解決退休金赤字問題，需要的是創造更多的工作，而不是減少退休人數。

「我受夠這一切了！」 William

我今天上街遊行，不只是反對退休法案改革，也是反對現在的整個系統。身為年輕人，我周遭的故事都如出一轍：不管是什麼學歷，我的朋友只有定期契約的工作可作，即使表現完美，合約到期仍然遭解雇。
此外我也反對薩科奇針對羅姆人或伊斯蘭教徒等特定族群的汙名化政策，這只是分裂社會中的各種族群。我幾乎要以身為法國人為恥辱了.....

「政府的謊言讓我生氣！」 Julie

我已經退休了，所以不會被改革影響，但我會盡力支持這項動員行動因為政府的連串謊話讓我生氣。特別是其中這一個：「沒有別的解決辦法。」當然有的！包括財政來源的缺口，特別是退休基金三十二億的缺口，透過取消各種減稅措施造成的一百七十二億負債即可攤還，更別提我們可以針對資本流動課稅。
還有另一個謊言：「退休改革已經考量了高風險工作者的負擔。」這是錯的，他們只有將殘障工作者考慮進去。如果真的考量體力勞動者的工作痛苦程度，就應該設計一個定期協商調整的量表，以「點數制」折算體力勞動者的工作痛苦程度與工作年限。我們離這目標還差得遠。所以我明天會上街。雖然我老了，走得不久，但我一定會上街的。

「社會不公平令我沮喪」Philippe

我三十歲，是個工程師。這波運動之前我從來沒罷工過，就連高中時都是那種待在教室裡的乖乖牌。但今天，社會的不正義讓我非常氣餒沮喪，特別是政府以金融資本主義危機作為廢除社會分享理由的偽善，簡直令人噁心。
深刻地說，我並不反對延長退休年限，但當我得知國會議員的退休條例如何不同，當我知曉如果政府妥善運用，健康保險基金根本不會出現負債時，一股憤怒湧上了我胸口。國家領導人的人性到哪裡去了，竟然如此不負責任地、自私地對待人民？怎麼能夠如此強硬地摧毀社會預算(幾乎是全歐洲最低) 和教育投資？即使校長人數出現缺荒，仍持續減少教師員額！誰希望藉著摧毀學校來摧毀社會向上流動呢？然而，我是支持延長退休年限的，也沒問題工作到足齡退休，但今天我還是要上街抗議這個傲慢的政府，而且我有心理準備要長期抗戰。

「財富應該公平地分享」Guidec

這些高高在上的人，除了決定其他作一切工作的人能夠享有多少他們生產的財富之外，啥也不作。有些人早起享用我們為他們準備的早餐，然後便由僕人大軍伺候著進入他們充滿錢與特權的世界。而我，我也很早起來為全家人準備早餐、燙所有人的衣服，送孩子們去上學後，才能搭上郊區火車上工去，開始實現我薪資所計量的工作時數。
是的，我看著玻璃屋中的他們，這些人對我們的生活實況一無所知，卻要我們延長工作時數好讓他們能夠維持此刻的生活水平和他們所沉溺的財富。當我們在生產線上工作，我們很清楚唯一讓工作進步的可能就是縮短這份辛苦工作的年限。薩科奇、Woerth 等達官貴人們每個月賺一萬歐元甚至一百倍的薪水，就隨他們去吧。這種有錢人愈來愈富有的不正義模式應該被改變。

「為了捍衛我們的民主」Jerôme

我參與示威的理由與別人不盡相同。關於退休制度，如果改革是無可避免的，政府將一切責任個人化的提案仍然高度不正義。我認為應該要更公平地分擔成本。特別是銀行系統，在這場爭論中又輕鬆地規避責任。政府在這個課題上也應該好好上一堂公平透明的課。
但我憤怒憂慮的來源更直接關乎這位總統自就任以來所展現的哲學：排外政策。從「國家認同大辯論」到驅逐羅姆人，自始至終都是違憲的主張(包括其精神以及執行方式，特別是對歐洲議會的輕蔑)。其次便是這幾個月來圍繞統治階層的弊案，包括 Bettencourt 案以及其衍生的各種謊言與操弄。總歸一句話，這些事件加在一起，伴隨著總統所表現的對當下全體社會運動的輕蔑，讓我相信現任政府的作為已經謀殺了民主。因此近日來我開始上街參與示威。

多事之秋：法國左翼的開學考核

「每年『人道節』，我都會來這裡談論秋天社運的戰鬥計畫；但今年是許多年來的頭一次，在人道節之前，已經出現了如此大規模的街頭動員。」九月十一日，在法國共產黨報 L'humanité 的年度募款大會「人道節」(fête de l'humanité)上，法國總工會聯盟領導人 Bernard Thibault 神采奕奕地如是說。的確，對熱愛假期的法國人而言，九月原本是調養生息緩慢進入工作軌道的季節，誰也沒想到，九月的第一個週末，全國各地便出現了一百三十多支隊伍抗議政府的移民政策；九月七日，更有兩千七百萬人針對政府的退休法案罷工上街，創下了十五年來第三高的紀錄。兩場鬥爭雖然出於不同的理由，卻指向同一個標的：對薩柯奇政府錢權糾結、醜態百出卻仍執意採行右傾政策的忍無可忍。

錢與權的纏綿探戈

             
    一切要從萊雅集團 (L'Oréal) 的現任董事長、高齡 87 歲的 Liliane Bettencourt (上圖左) 談起。身為萊雅集團唯一繼承人的她是全法國前五名的富豪，2010 年五月，在針對其家族內財產糾紛的司法調查過程中，偵辦人員取得了其管家長期監聽其電話而剪裁的卡帶，卡帶中 Bettencourt 與其財務管理人員暢談 2009  年年初如何將資金轉匯出法國避稅，可疑的是，在 2007 年至 2009 年之間爲 Bettencourt 擔任會計的正是當時政府審計長 (2010年期中選舉後轉任勞工部長) Eric Woerth (上圖右) 的配偶 Florence Woerth，而 Woerth 更曾在 2009  年發起檢舉富豪漏稅的法律行動。枕邊人為全國首富管理財產，那麼他是否可能不知情 Bettencourt 的避稅行動？

    這起瀆職疑雲隨著錄音卡帶公諸於世而愈發不可收拾。數位曾為 Bettencourt 工作的會計人員皆出面指證 Bettencourt 透過政治獻金與收買 Eric Woerth 達成避稅目的，證實 Woerth 的確知情而不舉；八方媒體更相繼爆料Woerth 政務官任內各種圖利好友、賤價出賣國產的瀆職行為。然而，儘管鐵證如山，在司法調查偵結前 Woerth 不僅堅稱清白，更持續在工會強硬反對下推動延長退休年限法案，將請領全額退休金的合法年限由工作 40 年延長至 42 年，大多數勞工必須等到 65歲至67歲後退休方能請領全額退休金。對薩柯奇政府來說，Woerth 弊案彷彿 X 光般打亮了這個政府的運作邏輯。隨著秘密信件一封封地披露，升斗小民看穿了政治精英與富商之間如何透過密切網絡聯手壟斷這個國家的利益。6月24日，兩百萬人罷工上街，拒絕延長退休年限，當中許多的標語都直指政府貪污，質疑改革的正當性。

治安牌：右翼政府的尚方寶劍

    爲了挽救搖搖欲墜的政府聲望， 2007 年以緊縮移民政策主張取得勝利的薩柯奇再次祭出治安牌，寄望以吸收極右派選民支持重建統治正當性。七月中，幾名警察與居住在廂型車中的旅行者家庭發生衝突，由於其中一位少年受槍傷不治，少年家屬遂挾怨砸毀了城中的公物。七月三十日，在南部小城 Grenoble 又出現了郊區少年燒車暴動後，薩柯奇偕同內政部長 Brice Hortefeux (上圖右)召開記者會，宣示整肅治安決心，特別是針對具有雙重國籍或歸化法國籍而犯罪者，將取消其法國國籍。八月三日，Hortefeux 針對全國警察局發出命令，要求在三個月內撤除境內的三百多個箱型車營地，「特別是針對羅姆人(俗稱的吉普賽人，大部分來自羅馬尼亞或保加利亞，因在國內受歧視而遷移至西歐各國，以打零工維生)的營地」。於是，整個八月，法國觀眾在電視新聞中目睹了彷彿納粹重演的影像：警察前往廂型車紮營地搜尋證件，將男人、女人與老人小孩分開搜身，凡拿不出法國居留證者一律強押上飛機遣送回國。必須強調的是，儘管法國政府口口聲聲將此行動定位為「打擊非法移民」，身為歐盟成員國公民的這些羅姆人，完完全全有權利進入法國國境合法停留三個月，只是處於勞動市場底層缺乏穩定工作的處境使他們難以取得合法工作居留，但即使不時成為移民管理行政驅逐的對象 (過去三年，每年驅逐的羅姆人人次都在8000人以上)，他們仍有權利隨時入境法國。薩柯奇政府將其與「小偷」和「非法入侵者」劃上等號而驅逐的行動，不管基於人權原則或是歐盟法律都站不住腳。此外，執政黨更趁著暑期民意監督的空窗，修訂了多項移民法案使政府的驅逐行動更加容易、外國人取得國籍或合法居留門檻更高更困難。凡此種種都顯示薩柯奇向極右派靠攏，以安全牌轉移注意力的決心。

    驅逐羅姆人的行動引起了國際組織廣泛的注目、驚詫與譴責，也激起了法國社會的不滿。民調顯示 48% 的選民不贊成政府的遣返行動。9月4日，在收假的第一個週末，人權組織在全國一百三十個城市中組織遊行抗議以治安為名違反人權、歧視外國人的移民政策。參與者的口號在在呼應對執政黨的不滿，包括「該驅逐的並非羅姆人，而是薩柯奇和流氓政府！」「失業、種族主義、金權主義；歡迎來到薩柯奇主義」顯示參與民眾對政府透過獵殺移民轉移弊案焦點的洞悉；此外也有人喊出「我們都是旅行者！我們都是移民！」來彰顯政府排外政策的荒謬。而除了向來關注移民議題的民間組織之外，各左派政黨和工會也都參與了這場動員，表達對政府的批判。

退休法案：持續拉長的戰線

                    
    緊接著九月四日的動員，九月七日，工會再次上街頭，抗議政府延長合法退休年限的法案，要求撤回行將在國會表決的法案。延續著整個夏天的憤怒，本日的上街示威人數達到了兩百七十萬人，創下過去十五年來第三高的紀錄。儘管延長退休年限始終被執政者陳述為一個「財政問題」，是因應人口老化的必要之惡，並指出歐洲各國皆已相繼通過此法案；但看在受薪階級眼中，當政府與富豪階級之間的利益共生已揭發在全民眼前，以延長退休年限要求「共體時艱」，怎麼聽都像是謊言。根據工會與左派政黨的整理，退休法案改革至少有以下幾項惡果：

首先是加劇社會不公平。研究指出在 60 歲的退休年齡，工人的平均生命期望値是 19 歲，白領工作者則是  25 歲，差了三分之一；延長退休年限將加劇體力勞動對工人健康的傷害，使兩者享受退休生活的年限差距更多。新的退休法案同時也更改了計算方式，將使婦女的退休金比現行方案少；而現今 30 歲以下的年輕人由於第一份全職工作時間延後、工作穩定度降低，退休年齡更將無限推遲。最後，工會也根據與歐盟和 OECD 各國比較指出，此法案的退休金與工資比例及合法工作年限都比其他歐盟國家低，且財政來源完全交由薪資所得負擔，一但通過，將是 OECD 各國中對受薪者最嚴峻的法案。
   「這關乎我們要選擇什麼樣的社會！」一如總工會 CGT 戰報上所宣稱的，退休金改革因此不只是財政問題、不只是人口問題，而是社會願景的選擇問題。左派政黨與工會紛紛提出「分享財富、資本利得」的主張，社會黨主席 Martine Aubry 更公開表示，如果社會黨在 2012 年贏得政權，她會否決現任政府的法案，將退休年限改回 60 歲。九月七日的動員紀錄讓某些評論家由此預言工團主義的復甦，因為勞工看見了，在統治階級的聯合面前，除了團結鬥爭，別無出路。儘管如此，眾議院還是在 9 月 15 日投票通過了執政黨提出的退休法案，現在只等 10 月底參議院通過後，新法就將正式生效。因此工會已經下達動員令，本週四 (23) 日將再次上街頭抗議，法國國鐵公司也宣佈將展開可延長的罷工。 最新民調則顯示只有 16% 民眾贊成此法案，19%主張撤回法案，另有 63% 認為應該政府與在野黨、工會應該公開辯論。
    在如此強烈的國家/社會對立之下，退休改革法案會否重演 1995 年冬天長達一個月的罷工？面對此提問，9月 11日 CGT 頭人 Bernard Thibault 僅含蓄地回答：「『癱瘓運輸』 (la blocage des transports) 和『癱瘓社會』(la blocage de la société) 是不同的。如果要癱瘓運輸中樞，找幾個鐵路工人拆壞鐵軌，這點雕蟲小技我們在好幾個行業都辦得到。但我們此刻的策略，是凝聚所有勞工的共識、吸收愈來愈多的勞工參與我們的鬥爭，把罷工規模擴展到極大。」在筆者曾經參與過的幾場小型政黨會議裡，也發現組織者們對於此運動能量的評估、觀察有許多出入。有人認為如今人們已經不再相信能夠戰勝政府，也不再熱衷於長時間的罷工，只是基於反政府情緒上街發洩；但也有人樂觀地表示憤怒與鬥志都在燎原中，運動才剛起始，因此不滿總工會將兩次動員期間拉得過長。除了對運動手段的見解不一外，終極目標的不一致也是這場抗爭的隱憂：除了新反資本主義黨 (NPA, New Anti-capitaliste Party) 要求效法 2006 年反 CPE 運動徹底退回法案以外，其他的左派政黨都對法案內容保留了修改、談判的空間，如何設立停損點，各左翼力量之間又如何定義抗爭及談判目標，是未來隨著運動戰線拉長值得觀察的關鍵。


左右之間：那匹名為恐懼的狼


    作為一位仍在爲了居留證而頭痛的外國人，觀察著法國此刻的左右對立，不可能不帶著些袖手旁觀的隔閡感。從弊案連環爆的春天經過擾攘粗暴的夏天，如今走到了暗潮洶湧的秋天，其實我最想問的是：倘若沒有政府這一連串弊案，反退休改革的動員還能如此勢如破竹嗎？如果法國的左翼實力夠深厚，為何這十五年來始終無法贏得政權？甚至，政府想鞏固政權，竟然是藉著向極右派、而非中間勢力靠攏！當 Bernard Thibault 在訪談中不斷地強調退休法案的對決「不是 2012 總統大選前哨戰」，不只是謙虛而已 (2006 年反 CPE 鬥爭勝利後薩柯奇以排外政策勝出總統大選，即是血淋淋的前鑑)。因為，在福利國家體系逐漸崩盤的歐洲社會，「恐懼」正悄悄取代「團結」，成為我們頭上盤旋的幽靈；對「外國人入侵」的畏懼排斥和對富人特權的憤怒妒怨，兩者都是當今法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很不幸地是這兩種不平等並不常被放在同一個軸線上理解，甚至被判然的政治力量所操縱。退休法案的抗爭就算勝利，左翼也毫無理由見獵心喜；如果無法指出右派政府如何操弄治安之名玩著「狼來了」的遊戲，如果無法肯定財富壟斷和貧窮、族群隔離、郊區犯罪是同一場戰役，如果無法翻轉這些「我們」與「他們」之間的虛有劃分，將那受壓迫者中最被歧視與污名化的對象考慮在社會藍圖中，恐懼的狼仍會一次一次回來，吞噬人們曾引以為傲的自由、平等與博愛。

【舊文】江一豪與他的搬家合作社

轉引自自由時報2009年7月21日「上班一族」專欄

頂著國立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學歷，如今卻成為以體力謀生的搬家工人，江一豪的人生在旁人看來總難掩傳奇色彩。侃侃而談以合作社模式創立「群力搬家公司」的歷程，他說，一切都是因為相信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是有可能顛覆的。

記者轉行當搬家工人 發現靠行弊端

「一開始只是單純地想要體驗而已。」幾年前，甫辭去主流媒體的記者工作，長期關心社會弱勢的江一豪出於好奇，進入知名搬家公司工作。

從旁觀紀錄的記者蛻變為第一線搬家工人，他深刻體會到「靠行」制度的不合理：首先是利潤分配，由於公司壟斷了客源及宣傳途徑，即使師傅掌握了所有的生產工具──車子、技術、與身體，卻須全盤服從老闆訂下的利潤分配方式；接著還有各種不合理的管理規則，小至制服、貨車廣告樣式的吹毛求疵，大至禁止員工透過公司外管道接工作，即使是幫親朋好友搬家，也可以「私趟」為名對員工開罰，甚至在貨車上加裝GPS以控制師傅行蹤，「對搬家工人來說，明明生產工具就是我的啊，明明每一分錢都是我爬樓梯去賺回來的，居然落得這種好像任人宰割的情況。」

問題出在制度本身的邪惡

然而，這種勞資關係的衝突，並不能僅歸咎於個人，而是資本主義的不公平遊戲規則，讓掌握優勢的資方得以對勞方予取予求。

「就勞資關係而言，搬家這一行可以說是其他行業的顯影：老闆多拿一點，工人就少拿一點；工人拿多一點，老闆就少拿一點。但當雙方實力不均等，老闆壟斷了絕對的生產關係後，也就掌握所有遊戲規則的制定，而突然變成了員工討厭的老闆；但這不是個人的邪惡造就，今天如果討厭老闆的某位司機離開搬家公司，開了貨運行當上老闆，若也對這『實力原則』照單全收，往往就變成自己當初所討厭的那個老闆。所以，問題出在制度的邪惡，而非個人。」

不分頭家 共同管理分攤利潤

離開搬家公司後，江一豪開始思索打破這種剝削模式的經營方式，最後，因為遇見一位有10年跑單幫經驗的搬家師傅，開啟他對於「勞動合作社」的想像。簡單地說來，便是有機連結個體化的工作者，以彼此能夠認可的制度共同管理公司、協議利潤分攤方式。

「習慣了大公司的制度，一開始跟那位師傅出去跑，總覺得他不太專業，既沒穿制服、貨車也沒那麼乾淨，但我發現他跟客戶的關係都非常好。」多跑幾趟後，他頓時理解：正是個體化的經營模式取消了老闆、工人、消費者之間的剝削，才讓搬家師傅和客人之間相處如此坦誠、信任。

評鑑機制是雙面刃 消費者反蒙其害

諸如「崔媽媽」等評鑑機制的介入，使得原本在勞資關係中處於弱勢的勞方，更要直接代替公司承受消費者對服務品質的要求。

江一豪發現，由於消費者掌握「投訴」的尚方寶劍，往往要求特別多，像是「順便」帶走不需搬入新家的東西等，殊不知每一次「順便」的服務，對工人來說都是額外的勞動。

而面對公司和消費者的壓力，不滿的工人往往以把貨疊鬆一點，利用增加出車趟數等方法「砍人客」，將成本反饋於消費者。另言之，因「消費者至上」擠壓勞動者尊嚴的制度，反倒可能使工人、消費者都互蒙其害。

是自己的事業 工作當然賣力

勞動合作社不分「頭家」、直接分配盈餘的經營方式，則翻轉了上述結構。由於取消了老闆所分霑的利潤，工人可以給消費者更便宜的價格，自己的所得也提高，彼此互惠；對工人來說，也不再能以「這是公司的case不是我的」而打混，相反的，正因為每個case都牽涉合作社自身的名譽，才鼓舞工人拿出最敬業的態度服務，減少「砍人客」的機率。

當然，對工人而言，合作社制度也還給他們對勞動品質及生活節奏的掌控權，得以從科層管理的排班制度、GPS追蹤下逃逸，開始享受家庭生活與休閒生活……。

盼合作社模式 造福體力勞動業

成立近3年，雖然「群力」的知名度仍難以與大公司匹敵，談起人手的擴充和逐漸穩定的客源，江一豪露出驕傲的微笑：「至少，我可以靠專職搬家養活自己！」然而，他更希望自己的經驗能鼓舞更多苦於不公勞雇體制的基層勞動者，「只要掌握生產工具與技術，勞動者應該有勇氣掙脫不合理的靠行制度。好比清潔工、計程車、保全、乃至許多體力勞動行業等，只要團結起來，我們就可更公平地分享我們的勞動成果！」（作者為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行委員）

【舊文】雅典青年的憤怒火炬

轉引自台灣立報2009年1月4日

2008年的耶誕節，當許許多多國家在寧謐中歡慶平安夜時，希臘首都雅典仍未從三週前爆發的暴動中平息。

自從12月6日一位少年遭警方槍殺身亡後，暴亂、示威、警民衝突在雅典街頭全面引爆，至今未歇，並且引起超過22個國家的公民聲援行動。而看在許多分析者眼中，雅典青年的憤怒所點亮的不僅是希臘國內數十年來的政經沉痾，更可能預示全球資本主義不均發展下，一波交纏憤怒、抵抗與無奈的「青貧世代」之逐漸成形。

12月6日黃昏，15歲少年格里戈羅普洛斯（Alexandro Grigoropoulos）在與警察口角中遭開槍射殺身亡。當晚，抗議便在全國各地蔓延，示威者以石塊、汽油彈、塗鴉宣洩不滿，燒毀車子、銀行與商店，佔據大學罷課；此後，警察與青少年的對峙日益激烈，國際特赦組織在12月9日出面批評希臘警方執法過當，12月10日工會發起全國罷工，群集於首都「民主廣場」表達對政府不滿。其後，抗爭持續擴散，儘管總理、總統、內政部長都為此道歉，但仍未有進一步政治行動回應少年與工會的批評，直到24日，抗爭仍持續，無人能預料這場騷亂將如何收場。

事實上，少年之死只是一個偶然的火種，在政府長期效能不彰下，深刻的憤怒、絕望早已蓄積等待燎原。

二次大戰結束後，希臘政治便深受冷戰結構的影響，不僅美蘇都覬覦其戰略地位，社會內部也陷入長期的左右對抗，內政更受到美國的深刻干預。1967年至1974年，希臘經歷7年由美國主導的軍政府統治，直到1974年大規模的學生運動才迫其垮台，創立議會民主體制。

然而，貪腐、政治不透明、警察濫權始終籠罩內政，而儘管加入歐盟後GDP經濟成長加快，總體財富的增加卻未轉化為平均國民生活品質的提升，希臘的年輕人失業率超過25％，殘破的社會安全網與蓬勃的地下經濟，迫使許多人兼兩、三份工作餬口，而雅典的生活花費卻高達紐約的90％，英國國家廣播電台報導於是以「歐洲的物價和非洲的工資水平」形容希臘年輕人的生活處境。也因此，希臘學者史普達拉奇（Mikalis Spourdalaki）將此騷亂形容為「一場對抗社會不平等的戰役」。

然而，希臘青年絕非唯一在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中感到絕望的族群。從2005年底法國郊區少年的暴動、2006年春天同樣發生在法國的「反《首次僱用契約》運動」，到這次希臘青年的抗爭，三波抗爭容或有不同的形式與動員對象，卻分享著同樣的情緒：年輕學生與勞動者對國家無能阻止日益擴張的貧窮、不平等的深刻憤怒。

仔細比較這三場抗爭，希臘抗議的抗爭主角和動員網絡較接近「反《首次僱用契約》運動」，都是由家境較優的中產階級學生主導發起、工會支持聲援，讓青年貧窮問題獲得重視；然而，希臘抗爭的行動內涵卻更接近2005年的法國北非少年抗爭：同樣由警察「誤殺」事件引爆，同樣以極其醒目怵人的暴力形式呈現抗議，並且同樣地缺乏中心領導組織與明確訴求，媒體所能夠捕捉的唯有一團團被燒毀的汽車、滿目瘡痍的碎玻璃，無可忽視的憤怒下，是對整體政經制度的徹底絕望。


許多分析者注意到：雅典暴動之所以不同於法國少年叛亂，在於後者還包括了對種族歧視的抗議，而比較這三波抗爭的異同，逐漸清晰的訊息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在不同國家政經脈絡下會排擠不同身分、階級、種族稟賦的對象，但，工作條件的降低、生存成本的提高，與尊嚴工作的萎縮，是全球青年都要嚴陣以待的壓迫。換句話說，走過經濟起飛的豐饒年代，當代青年正一步步目睹體制耗竭後的浩劫。

相較於歐洲社會深厚的抗爭傳統，台灣青年雖然不習慣集體抗爭，卻未必有更多方法逃脫於生存的焦慮。邁入新年，我們是否有樂觀的權利？在巴黎和雅典後，下一場火會在何處點燃，儘管無從預知，但在裁員、降薪、減稅的呼聲中走入新年，團結要求政府捍衛尊嚴生活、保障教育與工作權以抗拒市場力量，是青年勞動者唯一的出路。

（九五聯盟執行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