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耶誕節，當許許多多國家在寧謐中歡慶平安夜時，希臘首都雅典仍未從三週前爆發的暴動中平息。
自從12月6日一位少年遭警方槍殺身亡後，暴亂、示威、警民衝突在雅典街頭全面引爆，至今未歇，並且引起超過22個國家的公民聲援行動。而看在許多分析者眼中，雅典青年的憤怒所點亮的不僅是希臘國內數十年來的政經沉痾，更可能預示全球資本主義不均發展下，一波交纏憤怒、抵抗與無奈的「青貧世代」之逐漸成形。
12月6日黃昏，15歲少年格里戈羅普洛斯（Alexandro Grigoropoulos）在與警察口角中遭開槍射殺身亡。當晚，抗議便在全國各地蔓延，示威者以石塊、汽油彈、塗鴉宣洩不滿，燒毀車子、銀行與商店，佔據大學罷課；此後，警察與青少年的對峙日益激烈，國際特赦組織在12月9日出面批評希臘警方執法過當，12月10日工會發起全國罷工，群集於首都「民主廣場」表達對政府不滿。其後，抗爭持續擴散，儘管總理、總統、內政部長都為此道歉，但仍未有進一步政治行動回應少年與工會的批評，直到24日，抗爭仍持續，無人能預料這場騷亂將如何收場。
事實上，少年之死只是一個偶然的火種，在政府長期效能不彰下，深刻的憤怒、絕望早已蓄積等待燎原。
二次大戰結束後，希臘政治便深受冷戰結構的影響，不僅美蘇都覬覦其戰略地位，社會內部也陷入長期的左右對抗，內政更受到美國的深刻干預。1967年至1974年，希臘經歷7年由美國主導的軍政府統治，直到1974年大規模的學生運動才迫其垮台，創立議會民主體制。
然而，貪腐、政治不透明、警察濫權始終籠罩內政，而儘管加入歐盟後GDP經濟成長加快，總體財富的增加卻未轉化為平均國民生活品質的提升，希臘的年輕人失業率超過25％，殘破的社會安全網與蓬勃的地下經濟，迫使許多人兼兩、三份工作餬口，而雅典的生活花費卻高達紐約的90％，英國國家廣播電台報導於是以「歐洲的物價和非洲的工資水平」形容希臘年輕人的生活處境。也因此，希臘學者史普達拉奇（Mikalis Spourdalaki）將此騷亂形容為「一場對抗社會不平等的戰役」。
然而，希臘青年絕非唯一在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中感到絕望的族群。從2005年底法國郊區少年的暴動、2006年春天同樣發生在法國的「反《首次僱用契約》運動」，到這次希臘青年的抗爭，三波抗爭容或有不同的形式與動員對象，卻分享著同樣的情緒：年輕學生與勞動者對國家無能阻止日益擴張的貧窮、不平等的深刻憤怒。
仔細比較這三場抗爭，希臘抗議的抗爭主角和動員網絡較接近「反《首次僱用契約》運動」，都是由家境較優的中產階級學生主導發起、工會支持聲援，讓青年貧窮問題獲得重視；然而，希臘抗爭的行動內涵卻更接近2005年的法國北非少年抗爭：同樣由警察「誤殺」事件引爆，同樣以極其醒目怵人的暴力形式呈現抗議，並且同樣地缺乏中心領導組織與明確訴求，媒體所能夠捕捉的唯有一團團被燒毀的汽車、滿目瘡痍的碎玻璃，無可忽視的憤怒下，是對整體政經制度的徹底絕望。
許多分析者注意到：雅典暴動之所以不同於法國少年叛亂，在於後者還包括了對種族歧視的抗議，而比較這三波抗爭的異同，逐漸清晰的訊息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在不同國家政經脈絡下會排擠不同身分、階級、種族稟賦的對象，但，工作條件的降低、生存成本的提高，與尊嚴工作的萎縮，是全球青年都要嚴陣以待的壓迫。換句話說，走過經濟起飛的豐饒年代，當代青年正一步步目睹體制耗竭後的浩劫。
相較於歐洲社會深厚的抗爭傳統，台灣青年雖然不習慣集體抗爭，卻未必有更多方法逃脫於生存的焦慮。邁入新年，我們是否有樂觀的權利？在巴黎和雅典後，下一場火會在何處點燃，儘管無從預知，但在裁員、降薪、減稅的呼聲中走入新年，團結要求政府捍衛尊嚴生活、保障教育與工作權以抗拒市場力量，是青年勞動者唯一的出路。
（九五聯盟執行委員）
自從12月6日一位少年遭警方槍殺身亡後，暴亂、示威、警民衝突在雅典街頭全面引爆，至今未歇，並且引起超過22個國家的公民聲援行動。而看在許多分析者眼中，雅典青年的憤怒所點亮的不僅是希臘國內數十年來的政經沉痾，更可能預示全球資本主義不均發展下，一波交纏憤怒、抵抗與無奈的「青貧世代」之逐漸成形。
12月6日黃昏，15歲少年格里戈羅普洛斯（Alexandro Grigoropoulos）在與警察口角中遭開槍射殺身亡。當晚，抗議便在全國各地蔓延，示威者以石塊、汽油彈、塗鴉宣洩不滿，燒毀車子、銀行與商店，佔據大學罷課；此後，警察與青少年的對峙日益激烈，國際特赦組織在12月9日出面批評希臘警方執法過當，12月10日工會發起全國罷工，群集於首都「民主廣場」表達對政府不滿。其後，抗爭持續擴散，儘管總理、總統、內政部長都為此道歉，但仍未有進一步政治行動回應少年與工會的批評，直到24日，抗爭仍持續，無人能預料這場騷亂將如何收場。
事實上，少年之死只是一個偶然的火種，在政府長期效能不彰下，深刻的憤怒、絕望早已蓄積等待燎原。
二次大戰結束後，希臘政治便深受冷戰結構的影響，不僅美蘇都覬覦其戰略地位，社會內部也陷入長期的左右對抗，內政更受到美國的深刻干預。1967年至1974年，希臘經歷7年由美國主導的軍政府統治，直到1974年大規模的學生運動才迫其垮台，創立議會民主體制。
然而，貪腐、政治不透明、警察濫權始終籠罩內政，而儘管加入歐盟後GDP經濟成長加快，總體財富的增加卻未轉化為平均國民生活品質的提升，希臘的年輕人失業率超過25％，殘破的社會安全網與蓬勃的地下經濟，迫使許多人兼兩、三份工作餬口，而雅典的生活花費卻高達紐約的90％，英國國家廣播電台報導於是以「歐洲的物價和非洲的工資水平」形容希臘年輕人的生活處境。也因此，希臘學者史普達拉奇（Mikalis Spourdalaki）將此騷亂形容為「一場對抗社會不平等的戰役」。
然而，希臘青年絕非唯一在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中感到絕望的族群。從2005年底法國郊區少年的暴動、2006年春天同樣發生在法國的「反《首次僱用契約》運動」，到這次希臘青年的抗爭，三波抗爭容或有不同的形式與動員對象，卻分享著同樣的情緒：年輕學生與勞動者對國家無能阻止日益擴張的貧窮、不平等的深刻憤怒。
仔細比較這三場抗爭，希臘抗議的抗爭主角和動員網絡較接近「反《首次僱用契約》運動」，都是由家境較優的中產階級學生主導發起、工會支持聲援，讓青年貧窮問題獲得重視；然而，希臘抗爭的行動內涵卻更接近2005年的法國北非少年抗爭：同樣由警察「誤殺」事件引爆，同樣以極其醒目怵人的暴力形式呈現抗議，並且同樣地缺乏中心領導組織與明確訴求，媒體所能夠捕捉的唯有一團團被燒毀的汽車、滿目瘡痍的碎玻璃，無可忽視的憤怒下，是對整體政經制度的徹底絕望。
許多分析者注意到：雅典暴動之所以不同於法國少年叛亂，在於後者還包括了對種族歧視的抗議，而比較這三波抗爭的異同，逐漸清晰的訊息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在不同國家政經脈絡下會排擠不同身分、階級、種族稟賦的對象，但，工作條件的降低、生存成本的提高，與尊嚴工作的萎縮，是全球青年都要嚴陣以待的壓迫。換句話說，走過經濟起飛的豐饒年代，當代青年正一步步目睹體制耗竭後的浩劫。
相較於歐洲社會深厚的抗爭傳統，台灣青年雖然不習慣集體抗爭，卻未必有更多方法逃脫於生存的焦慮。邁入新年，我們是否有樂觀的權利？在巴黎和雅典後，下一場火會在何處點燃，儘管無從預知，但在裁員、降薪、減稅的呼聲中走入新年，團結要求政府捍衛尊嚴生活、保障教育與工作權以抗拒市場力量，是青年勞動者唯一的出路。
（九五聯盟執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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