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事之秋：法國左翼的開學考核

「每年『人道節』，我都會來這裡談論秋天社運的戰鬥計畫；但今年是許多年來的頭一次，在人道節之前，已經出現了如此大規模的街頭動員。」九月十一日，在法國共產黨報 L'humanité 的年度募款大會「人道節」(fête de l'humanité)上，法國總工會聯盟領導人 Bernard Thibault 神采奕奕地如是說。的確，對熱愛假期的法國人而言，九月原本是調養生息緩慢進入工作軌道的季節，誰也沒想到，九月的第一個週末，全國各地便出現了一百三十多支隊伍抗議政府的移民政策；九月七日，更有兩千七百萬人針對政府的退休法案罷工上街，創下了十五年來第三高的紀錄。兩場鬥爭雖然出於不同的理由，卻指向同一個標的：對薩柯奇政府錢權糾結、醜態百出卻仍執意採行右傾政策的忍無可忍。

錢與權的纏綿探戈

             
    一切要從萊雅集團 (L'Oréal) 的現任董事長、高齡 87 歲的 Liliane Bettencourt (上圖左) 談起。身為萊雅集團唯一繼承人的她是全法國前五名的富豪，2010 年五月，在針對其家族內財產糾紛的司法調查過程中，偵辦人員取得了其管家長期監聽其電話而剪裁的卡帶，卡帶中 Bettencourt 與其財務管理人員暢談 2009  年年初如何將資金轉匯出法國避稅，可疑的是，在 2007 年至 2009 年之間爲 Bettencourt 擔任會計的正是當時政府審計長 (2010年期中選舉後轉任勞工部長) Eric Woerth (上圖右) 的配偶 Florence Woerth，而 Woerth 更曾在 2009  年發起檢舉富豪漏稅的法律行動。枕邊人為全國首富管理財產，那麼他是否可能不知情 Bettencourt 的避稅行動？

    這起瀆職疑雲隨著錄音卡帶公諸於世而愈發不可收拾。數位曾為 Bettencourt 工作的會計人員皆出面指證 Bettencourt 透過政治獻金與收買 Eric Woerth 達成避稅目的，證實 Woerth 的確知情而不舉；八方媒體更相繼爆料Woerth 政務官任內各種圖利好友、賤價出賣國產的瀆職行為。然而，儘管鐵證如山，在司法調查偵結前 Woerth 不僅堅稱清白，更持續在工會強硬反對下推動延長退休年限法案，將請領全額退休金的合法年限由工作 40 年延長至 42 年，大多數勞工必須等到 65歲至67歲後退休方能請領全額退休金。對薩柯奇政府來說，Woerth 弊案彷彿 X 光般打亮了這個政府的運作邏輯。隨著秘密信件一封封地披露，升斗小民看穿了政治精英與富商之間如何透過密切網絡聯手壟斷這個國家的利益。6月24日，兩百萬人罷工上街，拒絕延長退休年限，當中許多的標語都直指政府貪污，質疑改革的正當性。

治安牌：右翼政府的尚方寶劍

    爲了挽救搖搖欲墜的政府聲望， 2007 年以緊縮移民政策主張取得勝利的薩柯奇再次祭出治安牌，寄望以吸收極右派選民支持重建統治正當性。七月中，幾名警察與居住在廂型車中的旅行者家庭發生衝突，由於其中一位少年受槍傷不治，少年家屬遂挾怨砸毀了城中的公物。七月三十日，在南部小城 Grenoble 又出現了郊區少年燒車暴動後，薩柯奇偕同內政部長 Brice Hortefeux (上圖右)召開記者會，宣示整肅治安決心，特別是針對具有雙重國籍或歸化法國籍而犯罪者，將取消其法國國籍。八月三日，Hortefeux 針對全國警察局發出命令，要求在三個月內撤除境內的三百多個箱型車營地，「特別是針對羅姆人(俗稱的吉普賽人，大部分來自羅馬尼亞或保加利亞，因在國內受歧視而遷移至西歐各國，以打零工維生)的營地」。於是，整個八月，法國觀眾在電視新聞中目睹了彷彿納粹重演的影像：警察前往廂型車紮營地搜尋證件，將男人、女人與老人小孩分開搜身，凡拿不出法國居留證者一律強押上飛機遣送回國。必須強調的是，儘管法國政府口口聲聲將此行動定位為「打擊非法移民」，身為歐盟成員國公民的這些羅姆人，完完全全有權利進入法國國境合法停留三個月，只是處於勞動市場底層缺乏穩定工作的處境使他們難以取得合法工作居留，但即使不時成為移民管理行政驅逐的對象 (過去三年，每年驅逐的羅姆人人次都在8000人以上)，他們仍有權利隨時入境法國。薩柯奇政府將其與「小偷」和「非法入侵者」劃上等號而驅逐的行動，不管基於人權原則或是歐盟法律都站不住腳。此外，執政黨更趁著暑期民意監督的空窗，修訂了多項移民法案使政府的驅逐行動更加容易、外國人取得國籍或合法居留門檻更高更困難。凡此種種都顯示薩柯奇向極右派靠攏，以安全牌轉移注意力的決心。

    驅逐羅姆人的行動引起了國際組織廣泛的注目、驚詫與譴責，也激起了法國社會的不滿。民調顯示 48% 的選民不贊成政府的遣返行動。9月4日，在收假的第一個週末，人權組織在全國一百三十個城市中組織遊行抗議以治安為名違反人權、歧視外國人的移民政策。參與者的口號在在呼應對執政黨的不滿，包括「該驅逐的並非羅姆人，而是薩柯奇和流氓政府！」「失業、種族主義、金權主義；歡迎來到薩柯奇主義」顯示參與民眾對政府透過獵殺移民轉移弊案焦點的洞悉；此外也有人喊出「我們都是旅行者！我們都是移民！」來彰顯政府排外政策的荒謬。而除了向來關注移民議題的民間組織之外，各左派政黨和工會也都參與了這場動員，表達對政府的批判。

退休法案：持續拉長的戰線

                    
    緊接著九月四日的動員，九月七日，工會再次上街頭，抗議政府延長合法退休年限的法案，要求撤回行將在國會表決的法案。延續著整個夏天的憤怒，本日的上街示威人數達到了兩百七十萬人，創下過去十五年來第三高的紀錄。儘管延長退休年限始終被執政者陳述為一個「財政問題」，是因應人口老化的必要之惡，並指出歐洲各國皆已相繼通過此法案；但看在受薪階級眼中，當政府與富豪階級之間的利益共生已揭發在全民眼前，以延長退休年限要求「共體時艱」，怎麼聽都像是謊言。根據工會與左派政黨的整理，退休法案改革至少有以下幾項惡果：

首先是加劇社會不公平。研究指出在 60 歲的退休年齡，工人的平均生命期望値是 19 歲，白領工作者則是  25 歲，差了三分之一；延長退休年限將加劇體力勞動對工人健康的傷害，使兩者享受退休生活的年限差距更多。新的退休法案同時也更改了計算方式，將使婦女的退休金比現行方案少；而現今 30 歲以下的年輕人由於第一份全職工作時間延後、工作穩定度降低，退休年齡更將無限推遲。最後，工會也根據與歐盟和 OECD 各國比較指出，此法案的退休金與工資比例及合法工作年限都比其他歐盟國家低，且財政來源完全交由薪資所得負擔，一但通過，將是 OECD 各國中對受薪者最嚴峻的法案。
   「這關乎我們要選擇什麼樣的社會！」一如總工會 CGT 戰報上所宣稱的，退休金改革因此不只是財政問題、不只是人口問題，而是社會願景的選擇問題。左派政黨與工會紛紛提出「分享財富、資本利得」的主張，社會黨主席 Martine Aubry 更公開表示，如果社會黨在 2012 年贏得政權，她會否決現任政府的法案，將退休年限改回 60 歲。九月七日的動員紀錄讓某些評論家由此預言工團主義的復甦，因為勞工看見了，在統治階級的聯合面前，除了團結鬥爭，別無出路。儘管如此，眾議院還是在 9 月 15 日投票通過了執政黨提出的退休法案，現在只等 10 月底參議院通過後，新法就將正式生效。因此工會已經下達動員令，本週四 (23) 日將再次上街頭抗議，法國國鐵公司也宣佈將展開可延長的罷工。 最新民調則顯示只有 16% 民眾贊成此法案，19%主張撤回法案，另有 63% 認為應該政府與在野黨、工會應該公開辯論。
    在如此強烈的國家/社會對立之下，退休改革法案會否重演 1995 年冬天長達一個月的罷工？面對此提問，9月 11日 CGT 頭人 Bernard Thibault 僅含蓄地回答：「『癱瘓運輸』 (la blocage des transports) 和『癱瘓社會』(la blocage de la société) 是不同的。如果要癱瘓運輸中樞，找幾個鐵路工人拆壞鐵軌，這點雕蟲小技我們在好幾個行業都辦得到。但我們此刻的策略，是凝聚所有勞工的共識、吸收愈來愈多的勞工參與我們的鬥爭，把罷工規模擴展到極大。」在筆者曾經參與過的幾場小型政黨會議裡，也發現組織者們對於此運動能量的評估、觀察有許多出入。有人認為如今人們已經不再相信能夠戰勝政府，也不再熱衷於長時間的罷工，只是基於反政府情緒上街發洩；但也有人樂觀地表示憤怒與鬥志都在燎原中，運動才剛起始，因此不滿總工會將兩次動員期間拉得過長。除了對運動手段的見解不一外，終極目標的不一致也是這場抗爭的隱憂：除了新反資本主義黨 (NPA, New Anti-capitaliste Party) 要求效法 2006 年反 CPE 運動徹底退回法案以外，其他的左派政黨都對法案內容保留了修改、談判的空間，如何設立停損點，各左翼力量之間又如何定義抗爭及談判目標，是未來隨著運動戰線拉長值得觀察的關鍵。


左右之間：那匹名為恐懼的狼


    作為一位仍在爲了居留證而頭痛的外國人，觀察著法國此刻的左右對立，不可能不帶著些袖手旁觀的隔閡感。從弊案連環爆的春天經過擾攘粗暴的夏天，如今走到了暗潮洶湧的秋天，其實我最想問的是：倘若沒有政府這一連串弊案，反退休改革的動員還能如此勢如破竹嗎？如果法國的左翼實力夠深厚，為何這十五年來始終無法贏得政權？甚至，政府想鞏固政權，竟然是藉著向極右派、而非中間勢力靠攏！當 Bernard Thibault 在訪談中不斷地強調退休法案的對決「不是 2012 總統大選前哨戰」，不只是謙虛而已 (2006 年反 CPE 鬥爭勝利後薩柯奇以排外政策勝出總統大選，即是血淋淋的前鑑)。因為，在福利國家體系逐漸崩盤的歐洲社會，「恐懼」正悄悄取代「團結」，成為我們頭上盤旋的幽靈；對「外國人入侵」的畏懼排斥和對富人特權的憤怒妒怨，兩者都是當今法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很不幸地是這兩種不平等並不常被放在同一個軸線上理解，甚至被判然的政治力量所操縱。退休法案的抗爭就算勝利，左翼也毫無理由見獵心喜；如果無法指出右派政府如何操弄治安之名玩著「狼來了」的遊戲，如果無法肯定財富壟斷和貧窮、族群隔離、郊區犯罪是同一場戰役，如果無法翻轉這些「我們」與「他們」之間的虛有劃分，將那受壓迫者中最被歧視與污名化的對象考慮在社會藍圖中，恐懼的狼仍會一次一次回來，吞噬人們曾引以為傲的自由、平等與博愛。

【舊文】江一豪與他的搬家合作社

轉引自自由時報2009年7月21日「上班一族」專欄

頂著國立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學歷，如今卻成為以體力謀生的搬家工人，江一豪的人生在旁人看來總難掩傳奇色彩。侃侃而談以合作社模式創立「群力搬家公司」的歷程，他說，一切都是因為相信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是有可能顛覆的。

記者轉行當搬家工人 發現靠行弊端

「一開始只是單純地想要體驗而已。」幾年前，甫辭去主流媒體的記者工作，長期關心社會弱勢的江一豪出於好奇，進入知名搬家公司工作。

從旁觀紀錄的記者蛻變為第一線搬家工人，他深刻體會到「靠行」制度的不合理：首先是利潤分配，由於公司壟斷了客源及宣傳途徑，即使師傅掌握了所有的生產工具──車子、技術、與身體，卻須全盤服從老闆訂下的利潤分配方式；接著還有各種不合理的管理規則，小至制服、貨車廣告樣式的吹毛求疵，大至禁止員工透過公司外管道接工作，即使是幫親朋好友搬家，也可以「私趟」為名對員工開罰，甚至在貨車上加裝GPS以控制師傅行蹤，「對搬家工人來說，明明生產工具就是我的啊，明明每一分錢都是我爬樓梯去賺回來的，居然落得這種好像任人宰割的情況。」

問題出在制度本身的邪惡

然而，這種勞資關係的衝突，並不能僅歸咎於個人，而是資本主義的不公平遊戲規則，讓掌握優勢的資方得以對勞方予取予求。

「就勞資關係而言，搬家這一行可以說是其他行業的顯影：老闆多拿一點，工人就少拿一點；工人拿多一點，老闆就少拿一點。但當雙方實力不均等，老闆壟斷了絕對的生產關係後，也就掌握所有遊戲規則的制定，而突然變成了員工討厭的老闆；但這不是個人的邪惡造就，今天如果討厭老闆的某位司機離開搬家公司，開了貨運行當上老闆，若也對這『實力原則』照單全收，往往就變成自己當初所討厭的那個老闆。所以，問題出在制度的邪惡，而非個人。」

不分頭家 共同管理分攤利潤

離開搬家公司後，江一豪開始思索打破這種剝削模式的經營方式，最後，因為遇見一位有10年跑單幫經驗的搬家師傅，開啟他對於「勞動合作社」的想像。簡單地說來，便是有機連結個體化的工作者，以彼此能夠認可的制度共同管理公司、協議利潤分攤方式。

「習慣了大公司的制度，一開始跟那位師傅出去跑，總覺得他不太專業，既沒穿制服、貨車也沒那麼乾淨，但我發現他跟客戶的關係都非常好。」多跑幾趟後，他頓時理解：正是個體化的經營模式取消了老闆、工人、消費者之間的剝削，才讓搬家師傅和客人之間相處如此坦誠、信任。

評鑑機制是雙面刃 消費者反蒙其害

諸如「崔媽媽」等評鑑機制的介入，使得原本在勞資關係中處於弱勢的勞方，更要直接代替公司承受消費者對服務品質的要求。

江一豪發現，由於消費者掌握「投訴」的尚方寶劍，往往要求特別多，像是「順便」帶走不需搬入新家的東西等，殊不知每一次「順便」的服務，對工人來說都是額外的勞動。

而面對公司和消費者的壓力，不滿的工人往往以把貨疊鬆一點，利用增加出車趟數等方法「砍人客」，將成本反饋於消費者。另言之，因「消費者至上」擠壓勞動者尊嚴的制度，反倒可能使工人、消費者都互蒙其害。

是自己的事業 工作當然賣力

勞動合作社不分「頭家」、直接分配盈餘的經營方式，則翻轉了上述結構。由於取消了老闆所分霑的利潤，工人可以給消費者更便宜的價格，自己的所得也提高，彼此互惠；對工人來說，也不再能以「這是公司的case不是我的」而打混，相反的，正因為每個case都牽涉合作社自身的名譽，才鼓舞工人拿出最敬業的態度服務，減少「砍人客」的機率。

當然，對工人而言，合作社制度也還給他們對勞動品質及生活節奏的掌控權，得以從科層管理的排班制度、GPS追蹤下逃逸，開始享受家庭生活與休閒生活……。

盼合作社模式 造福體力勞動業

成立近3年，雖然「群力」的知名度仍難以與大公司匹敵，談起人手的擴充和逐漸穩定的客源，江一豪露出驕傲的微笑：「至少，我可以靠專職搬家養活自己！」然而，他更希望自己的經驗能鼓舞更多苦於不公勞雇體制的基層勞動者，「只要掌握生產工具與技術，勞動者應該有勇氣掙脫不合理的靠行制度。好比清潔工、計程車、保全、乃至許多體力勞動行業等，只要團結起來，我們就可更公平地分享我們的勞動成果！」（作者為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行委員）

【舊文】雅典青年的憤怒火炬

轉引自台灣立報2009年1月4日

2008年的耶誕節，當許許多多國家在寧謐中歡慶平安夜時，希臘首都雅典仍未從三週前爆發的暴動中平息。

自從12月6日一位少年遭警方槍殺身亡後，暴亂、示威、警民衝突在雅典街頭全面引爆，至今未歇，並且引起超過22個國家的公民聲援行動。而看在許多分析者眼中，雅典青年的憤怒所點亮的不僅是希臘國內數十年來的政經沉痾，更可能預示全球資本主義不均發展下，一波交纏憤怒、抵抗與無奈的「青貧世代」之逐漸成形。

12月6日黃昏，15歲少年格里戈羅普洛斯（Alexandro Grigoropoulos）在與警察口角中遭開槍射殺身亡。當晚，抗議便在全國各地蔓延，示威者以石塊、汽油彈、塗鴉宣洩不滿，燒毀車子、銀行與商店，佔據大學罷課；此後，警察與青少年的對峙日益激烈，國際特赦組織在12月9日出面批評希臘警方執法過當，12月10日工會發起全國罷工，群集於首都「民主廣場」表達對政府不滿。其後，抗爭持續擴散，儘管總理、總統、內政部長都為此道歉，但仍未有進一步政治行動回應少年與工會的批評，直到24日，抗爭仍持續，無人能預料這場騷亂將如何收場。

事實上，少年之死只是一個偶然的火種，在政府長期效能不彰下，深刻的憤怒、絕望早已蓄積等待燎原。

二次大戰結束後，希臘政治便深受冷戰結構的影響，不僅美蘇都覬覦其戰略地位，社會內部也陷入長期的左右對抗，內政更受到美國的深刻干預。1967年至1974年，希臘經歷7年由美國主導的軍政府統治，直到1974年大規模的學生運動才迫其垮台，創立議會民主體制。

然而，貪腐、政治不透明、警察濫權始終籠罩內政，而儘管加入歐盟後GDP經濟成長加快，總體財富的增加卻未轉化為平均國民生活品質的提升，希臘的年輕人失業率超過25％，殘破的社會安全網與蓬勃的地下經濟，迫使許多人兼兩、三份工作餬口，而雅典的生活花費卻高達紐約的90％，英國國家廣播電台報導於是以「歐洲的物價和非洲的工資水平」形容希臘年輕人的生活處境。也因此，希臘學者史普達拉奇（Mikalis Spourdalaki）將此騷亂形容為「一場對抗社會不平等的戰役」。

然而，希臘青年絕非唯一在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中感到絕望的族群。從2005年底法國郊區少年的暴動、2006年春天同樣發生在法國的「反《首次僱用契約》運動」，到這次希臘青年的抗爭，三波抗爭容或有不同的形式與動員對象，卻分享著同樣的情緒：年輕學生與勞動者對國家無能阻止日益擴張的貧窮、不平等的深刻憤怒。

仔細比較這三場抗爭，希臘抗議的抗爭主角和動員網絡較接近「反《首次僱用契約》運動」，都是由家境較優的中產階級學生主導發起、工會支持聲援，讓青年貧窮問題獲得重視；然而，希臘抗爭的行動內涵卻更接近2005年的法國北非少年抗爭：同樣由警察「誤殺」事件引爆，同樣以極其醒目怵人的暴力形式呈現抗議，並且同樣地缺乏中心領導組織與明確訴求，媒體所能夠捕捉的唯有一團團被燒毀的汽車、滿目瘡痍的碎玻璃，無可忽視的憤怒下，是對整體政經制度的徹底絕望。


許多分析者注意到：雅典暴動之所以不同於法國少年叛亂，在於後者還包括了對種族歧視的抗議，而比較這三波抗爭的異同，逐漸清晰的訊息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在不同國家政經脈絡下會排擠不同身分、階級、種族稟賦的對象，但，工作條件的降低、生存成本的提高，與尊嚴工作的萎縮，是全球青年都要嚴陣以待的壓迫。換句話說，走過經濟起飛的豐饒年代，當代青年正一步步目睹體制耗竭後的浩劫。

相較於歐洲社會深厚的抗爭傳統，台灣青年雖然不習慣集體抗爭，卻未必有更多方法逃脫於生存的焦慮。邁入新年，我們是否有樂觀的權利？在巴黎和雅典後，下一場火會在何處點燃，儘管無從預知，但在裁員、降薪、減稅的呼聲中走入新年，團結要求政府捍衛尊嚴生活、保障教育與工作權以抗拒市場力量，是青年勞動者唯一的出路。

（九五聯盟執行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