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遺產傳承與組織者的培養
寫到這裡，我們或許可以再回到文章起首的問題：「法國能，台灣要怎麼才能？」從上面的敘述中可以發現，組織者仍然在運動發展中扮演關鍵角色，但組織者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爬梳幾位 25 歲以下青年組織者的經驗，家庭往往是組織者意識啟蒙的起點，而法國社會豐富的抗爭歷史則提供了肥沃的思想資源。比方說 24 歲的 Laurent :「我父親是鐵路工人，母親是小學教師，從小我父母親就會在餐桌上談論社會不平等問題，我的父親還參與了 1995 年的大罷工。因此從我有政治意識開始，『階級抗爭』就是無庸置疑的前提。」25歲的Corentin 也分享著類似的經驗：「我的父母政治意識都很強烈，我哥哥也從中學就開始參與親共產黨組織，耳濡目染下，1998年我第一次沒有父母的陪伴獨自參與了街頭示威，上高中後就和幾個朋友一起組織高中生的政治行動。」他認為自己的經驗在左翼青年組織者當中很具代表性，「大部分我這一代的運動者都是從家庭中接收政治意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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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一大 UNEF 的幹部在滿是活動海報的辦公室中 |
如果以家庭作為左翼思想的政治社會化單位在台灣脈絡中稍顯困難、遙遠， 另一個不難作到的或許是是抗爭經驗的反芻、整理和創新，也就是建立抗爭行動的資源庫(répertoire d’action)。法國幾乎每十年都有一場重大的社會抗爭，大型的抗爭之間也有許多以挫敗收尾的小型運動，但我發現不管是成功或失敗，組織者往往都能對該場運動的來龍去脈和行動模式的特殊性如數家珍。比方說，Corentin 對我細數 2003 年以來幾次學生運動的更迭：「2003年有兩次學生運動：首先是春天時反對退休法案的第一次改革(將全額請領退休金的工作年限由 40 年延長為 41.5 年，運動最後因其中CFDT工會聯盟頭人與政府妥協簽字而破局)；另外是秋天時反對大學自治法案，全國有十幾所學校罷課，吐魯斯的 Mirail 大學在這波運動中首次發展出圍堵學校大門口使學生參與動員的方法，以後才被其他大學沿用。這兩場運動我們雖然一敗塗地，但如果沒有這兩次的動員，絕對不會有2006年反CPE運動的洶湧。」作為 1968 以來最成功、動員最廣大的反對運動，反CPE運動不僅為學生運動吸收了生力軍，其行動模式也成為本次反退休法案運動的榜樣。巴黎一大的UNEF幹部則對我說：「有了反CPE的經驗，我們很明白我們如何鼓舞學生上街頭：要求退休法案的撤銷。」而他本人恰恰是在反CPE運動後加入青年組織者的行列。我想，台灣的社運動員強度雖然不如法國，但在每個議題上始終都有許多延續的戰役，如果能夠抱著寫歷史的心情、不以成敗論英雄地整理抗爭經驗，作為所有運動者的思想公共財，不僅有助於行動者經驗的累積修正，對還在圈外猶疑的熱血青年而言，不也是很好的宣傳兼教材？
最後，為了不過份浪漫化青年參與社會抗爭的模式，我想分享一個親眼所見的片段：十月十九日早上我經過共和廣場，目睹了一場「高中生示威」。當天下午是法國工會決定的遊行動員日，上午十點半，共和廣場聚集了約一百位高中生，他們沿街拖來了大約五十個綠色垃圾桶和公共工程的路障試圖阻擋往來車輛，我望著這封路陣仗，還真有點像歷史檔案照中的 1968 畫面，問題是：他們既不呼口號，也沒拿標語，看起來更是毫不憤怒。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我拿起相機拍下封路的畫面，才轉過身，一位操著外國口音的少年便跑過來要求我刪掉相片：「女士，您剛剛拍了什麼？能不能請您刪掉？」我沒堅持，卻反問他：「你不為自己的行為覺得驕傲嗎？」他不置可否地離開。幾秒之後，廣場上響起一片歡聲騷動，只見數十個高中生以歡呼的姿態穿越馬路、登上廣場的共和女神雕像，接著揚起反對總統薩柯奇的布條，持續歡呼。又過了幾分鐘，五個手持盾牌的鎮暴警察出現朝雕像前進，這些年青孩子完全不像媒體刻劃的「暴力青年」堅持到底，卻十分迅速地作鳥獸散，廣場瞬間恢復寧靜，只留下幾個落寞傾倒的綠色垃圾桶作為見證。 在彷彿什麼也沒發生過的廣場上，我笑了，帶著羨慕地。不是覺得這些孩子幼稚，而是感受到抗爭行為潛藏在社會傳統之下的力量，讓不滿十八歲的他們即使不明所以，即使對退休改革的弊病說不出所以然，卻也能憑著素樸的正義感和玩耍的心情上街操練他們想像中的「抗議」。正是「造反有理」的氛圍讓他們毫無懼怕地履行集體行動，無意識地複製前人的抗爭模式。我想，在我們汲汲思索「如何進行意識形態改造好吸引年輕人捲入社會鬥爭」的同時，也不該忽略校園、家庭與媒體空間中無所不在的權威束縛，為一個行動自由更充分、世代間的規範更平等的公共空間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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