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反退休法案鬥爭中的青年身影(四)

抗爭遺產傳承與組織者的培養

    寫到這裡，我們或許可以再回到文章起首的問題：「法國能，台灣要怎麼才能？」從上面的敘述中可以發現，組織者仍然在運動發展中扮演關鍵角色，但組織者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爬梳幾位 25 歲以下青年組織者的經驗，家庭往往是組織者意識啟蒙的起點，而法國社會豐富的抗爭歷史則提供了肥沃的思想資源。比方說 24 歲的 Laurent :「我父親是鐵路工人，母親是小學教師，從小我父母親就會在餐桌上談論社會不平等問題，我的父親還參與了 1995 年的大罷工。因此從我有政治意識開始，『階級抗爭』就是無庸置疑的前提。」25歲的Corentin 也分享著類似的經驗：「我的父母政治意識都很強烈，我哥哥也從中學就開始參與親共產黨組織，耳濡目染下，1998年我第一次沒有父母的陪伴獨自參與了街頭示威，上高中後就和幾個朋友一起組織高中生的政治行動。」他認為自己的經驗在左翼青年組織者當中很具代表性，「大部分我這一代的運動者都是從家庭中接收政治意識的。」

巴黎一大 UNEF 的幹部在滿是活動海報的辦公室中

  

   如果以家庭作為左翼思想的政治社會化單位在台灣脈絡中稍顯困難、遙遠， 另一個不難作到的或許是是抗爭經驗的反芻、整理和創新，也就是建立抗爭行動的資源庫(répertoire d’action)。法國幾乎每十年都有一場重大的社會抗爭，大型的抗爭之間也有許多以挫敗收尾的小型運動，但我發現不管是成功或失敗，組織者往往都能對該場運動的來龍去脈和行動模式的特殊性如數家珍。比方說，Corentin 對我細數 2003 年以來幾次學生運動的更迭：「2003年有兩次學生運動：首先是春天時反對退休法案的第一次改革(將全額請領退休金的工作年限由 40 年延長為 41.5 年，運動最後因其中CFDT工會聯盟頭人與政府妥協簽字而破局)；另外是秋天時反對大學自治法案，全國有十幾所學校罷課，吐魯斯的 Mirail 大學在這波運動中首次發展出圍堵學校大門口使學生參與動員的方法，以後才被其他大學沿用。這兩場運動我們雖然一敗塗地，但如果沒有這兩次的動員，絕對不會有2006年反CPE運動的洶湧。」作為 1968 以來最成功、動員最廣大的反對運動，反CPE運動不僅為學生運動吸收了生力軍，其行動模式也成為本次反退休法案運動的榜樣。巴黎一大的UNEF幹部則對我說：「有了反CPE的經驗，我們很明白我們如何鼓舞學生上街頭：要求退休法案的撤銷。」而他本人恰恰是在反CPE運動後加入青年組織者的行列。我想，台灣的社運動員強度雖然不如法國，但在每個議題上始終都有許多延續的戰役，如果能夠抱著寫歷史的心情、不以成敗論英雄地整理抗爭經驗，作為所有運動者的思想公共財，不僅有助於行動者經驗的累積修正，對還在圈外猶疑的熱血青年而言，不也是很好的宣傳兼教材？

    最後，為了不過份浪漫化青年參與社會抗爭的模式，我想分享一個親眼所見的片段：十月十九日早上我經過共和廣場，目睹了一場「高中生示威」。當天下午是法國工會決定的遊行動員日，上午十點半，共和廣場聚集了約一百位高中生，他們沿街拖來了大約五十個綠色垃圾桶和公共工程的路障試圖阻擋往來車輛，我望著這封路陣仗，還真有點像歷史檔案照中的 1968 畫面，問題是：他們既不呼口號，也沒拿標語，看起來更是毫不憤怒。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我拿起相機拍下封路的畫面，才轉過身，一位操著外國口音的少年便跑過來要求我刪掉相片：「女士，您剛剛拍了什麼？能不能請您刪掉？」我沒堅持，卻反問他：「你不為自己的行為覺得驕傲嗎？」他不置可否地離開。幾秒之後，廣場上響起一片歡聲騷動，只見數十個高中生以歡呼的姿態穿越馬路、登上廣場的共和女神雕像，接著揚起反對總統薩柯奇的布條，持續歡呼。又過了幾分鐘，五個手持盾牌的鎮暴警察出現朝雕像前進，這些年青孩子完全不像媒體刻劃的「暴力青年」堅持到底，卻十分迅速地作鳥獸散，廣場瞬間恢復寧靜，只留下幾個落寞傾倒的綠色垃圾桶作為見證。

   在彷彿什麼也沒發生過的廣場上，我笑了，帶著羨慕地。不是覺得這些孩子幼稚，而是感受到抗爭行為潛藏在社會傳統之下的力量，讓不滿十八歲的他們即使不明所以，即使對退休改革的弊病說不出所以然，卻也能憑著素樸的正義感和玩耍的心情上街操練他們想像中的「抗議」。正是「造反有理」的氛圍讓他們毫無懼怕地履行集體行動，無意識地複製前人的抗爭模式。我想，在我們汲汲思索「如何進行意識形態改造好吸引年輕人捲入社會鬥爭」的同時，也不該忽略校園、家庭與媒體空間中無所不在的權威束縛，為一個行動自由更充分、世代間的規範更平等的公共空間而努力。

法國反退休法案鬥爭中的青年身影(三)

從零到一千：學生會的工會化及參與式民主動員

    當然， 僅僅是憤怒與挫折絕不足以形成組織性的行動。政黨以及校園中的青年組織，更是培養青年勞動者與學生政治意識、動員各種抗議行動的重要結構。法國積極教育青年參與社會鬥爭的組織至少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政黨附屬的青年組織。各個政黨都有自身的青年組織，在我認識的組織者當中，許多人從高中甚至初中時就參與了 JCR (托派政黨NPA前身 LCR 的青年分部 )， MJS (社會黨青年部)，JCF(法國共產黨的青年部)，或是其他更小型政治運動的青年支派。政黨雖不直接介入校園中的抗爭動員，但在組織者的培養過程中扮演重要的意識形態塑造角色。

(二)青年勞動者的工會。其中以總工會CGT 的青年支部 Jeunes CGT 最具代表性。該支部成立於 1968年五月革命後，以培訓年青的組織幹部、協助三十歲以下不論行業的青年勞動者加入工會為目標，也參與其他與青年工作權相關的抗爭組織。(根據統計，目前法國三十歲以下勞動者加入工會比率只有2 %)

(三)學生工會 (syndicat d’étudiant)。是組織學生參與社會議題抗爭的主要行動者，不祇協助高中與大學生解決校園生活各項疑難，也針對學費、居住權等社會經濟議題對外發聲。其中最老牌的UNEF (Union Nationale des Etudiants en France)成立於 1907年， 1946年改組制定憲章，憲章第一條揭明「學生是青年知識工作者」，繼之根據「青年」、「知識」、「工作者」三個面向，闡明學生應該享有的各項自由、結社、經濟權利。但UNEF一向與社會黨有從屬關係，歷任幹部往往畢業後即入黨步上仕途，隨著社會黨的保守化，1990 年代大學校園中開始出現  FSE (Fédération Syndicale Etudiant，學生工會聯盟) 與SUD Etudiant (附屬於團結工會聯盟 SUD) 等較基進的學生工會組織。高中部分，則以 UNL(Union Nationale Lycéen, 全國高中生聯盟) 和 FIDL(Fédération Indépendant et Démocratique de Lycéen, 高中生獨立民主聯盟)較具代表性。體制地位使UNEF和UNL往往在學生運動中被媒體視為當然發言人，但這兩個組織並不是唯一的行動推手，立場也不見得是最堅持或基進的。

    那麼，這些組織如何促成青年的集體行動呢？這裡必須介紹另一個法國社會運動中重要的討論決策機制：大會 (Assemblé Générale，簡稱AG)。顧名思義，大會是對一組織中所有成員開放的會議場合，法國校園每個關於罷課或抗爭的行動都必須經過大會投票才取得合法性。一般來說，法國校園青年的動員模式大致如下：當具有動員可能的議題浮現時，每個學校中不同立場、單位 (包含以上提到的各種組織或是獨立對議題感興趣者) 的成員先組成動員小組，凝聚行動共識後則決定日期，邀請所有學生參加大會，各抒己見，並討論表決相關的行動手段。也唯有通過大會表決同意，罷課、遊行或圍堵校園的手段才能取得正當性。大會中也同時選舉學校代表參與跨校際或跨行業的會議(interprofessionelle)，討論橫向串連的策略。

 巴黎一大的大會會場，學生正在表決是否同意罷課 (轉自世界報網站 22 Oct 2010) 

    近年來，跨校串連最成功的例子，便是 2006年的反CPE運動。全國上百所大學的代表每周在不同城市聚會交流動員狀況，討論運動綱領、訴求與行動日期，不僅要求席哈克政府「撤回CPE」，也對當時的總體經濟、社會、移民權利從青年角度提出了基進的主張。一位曾經參與全國校際串連會議的朋友如此形容那段經驗：「當時我們最大的成就並非CPE的撤銷，而是在充分的、天馬行空的討論中實踐了參與式民主的可能。」沒錯，追根究柢，法國青年運動的風起雲湧其實毫不神秘，正是踏踏實實地建築在我們在政治學教科書第一章讀到的「直接民主」之上。當組織者有辦法透過發傳單、課堂宣講、網路散播訊息等方式教育、引導一般學生關心特定議題，說服他們參與校園大會，群眾運動的種子於焉萌芽。另一位曾參與 FSE 的組織者形容課堂宣講的重要性：「課堂宣講是我最珍惜的時刻。正是在一次次的課堂宣傳中，我們從學生反應感受到運動成功的可能性，或是觀察到運動的推進與深化。」

    本次反退休法案的組織方式也大致循此模式，自五月學生組織便開始與受薪者工會醞釀討論，九月中開學即開始宣導動員工作。而學生組織的動員語言除了訴諸跨世代受薪者的團結外，也不斷強調這一代青年的職業生涯遠比上一世代要破碎、不穩定，平均要到 27 歲才能拿到第一份穩定的工作，因此要求將實習、受迫性失業乃至受高等教育的時間也計入退休金請領年限中，並在薪資提撥之外另覓退休基金的財源。「這波青年動員不僅僅是對退休法案的反對，更是出於我們的擔憂，對於我們的生活狀況將不如上一代的擔憂。因此，學生和受薪者工會站在同一陣線，復興進步與幸福理念的可能取決於我們的作為。」UNEF的新聞稿如此表達。

 巴黎一大校園中的海報。左為大會時間地點通知，右為UNEF動員海報
由上至下文字：20歲當學生，25歲失業，67歲時仍在貧窮邊緣？不了，謝謝！為了我們的未來，一起反對退休改革。

  

法國反退休法案鬥爭中的青年身影(二)

    然而，除了這類隸屬左派正典的青年論述，法國還存在另一種青年問題：郊區青年受到的系統性歧視與排除。由於貧窮、失業與外籍低技術移民在某些貧困郊區的集中，伴隨著法國勞力密集產業的外移，讓貧困郊區中長大 (且多具有移民後裔背景) 的青年在總體教育與就業市場中備受歧視，部分地區青年失業率超過五成。而薩柯奇自從 2005 年擔任內政部長到 2007 就任總統後採兩手策略統治：一手減少公共投資彌補減稅缺口、一手強化治安憂慮將貧窮「問題化」為少數弱勢群體的罪責，除了曾直指郊區少年為「人渣敗類」的經典發言，還加強緝捕遣返無證移民、減少家庭育兒津貼、以及取消類社工性質的「社區警察」制度，任命配槍的中央級警察巡邏郊區。配槍警察的進駐讓郊區少年和警察的關係動輒劍拔弩張，也大大增加了警方誤傷、誤殺、濫用武力的機會。當貧窮與國家暴力成為日常生活的真實，郊區高中生往往對社會不平等的感應更強烈，並且將抗爭作為引起社會關注其困境的機會。起跑點的貧困隨著政府縮編公共支出而雪上加霜，不管是教師員額的遽減或醫院、社區中心等公共服務的縮編，都讓原本即資源匱乏的郊區居民相對剝奪感更強烈。「我從中學升上高中後感受很深，因為教師不夠，只好增加班級學生人數，結果心力交瘁的老師根本沒辦法好好地照顧每個學生需要，我們也無法充分地跟老師溝通，瞭解教材內容。所以我們反對這個政府的施政方針。」Amy如是說。

"我們是最後的一代，拿出權力來，改變一切！"

    相較於能夠對分配問題侃侃而談的都市知識青年，郊區青年的文化資本大不如前者，在社會抗爭中現身/聲的渴望卻更強烈；暴力的不平等造成抗議手段的激化，因此在古典的和平示威行動外，偶爾在示威現場也出現各種以激烈形式爭取注目的洩憤行為。警民衝突成為媒體好捕捉的畫面，自 2006 年反 CPE 運動開始，媒體討論中出現了「Casseurs (搗毀者)」名詞，專指在遊行中搶劫、毆打警察或示威者、搗毀公物與街道商店者。一如台灣政府創造了「逃跑外勞」一詞來粉飾移工選擇雇主自由的闕如，法國媒體與右派政府也無所不用其極地將「搗毀者」與全體「抗議青年」畫上等號，鼓動大眾對青年上街的恐懼偏見，詆毀青年抗議的正當性。同樣的劇情在本次運動中又上演：10月20日，媒體爭相報導里昂街頭出現了一群年青人砸毀商店的影像，內政部長Brice Hortefeux 迅即乘直升機抵達現場作秀痛批，總統也親上電視節目加以譴責，但Youtube上卻流傳著便衣警察喬裝入遊行隊伍中打人的影像，而警察在郊區抗爭中執法過當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 (十月十三日，一位高中生在巴黎近郊 Montreuil市學校門口抗議時即遭空氣彈誤傷眼睛，影像如下)。長期在貧窮社區蹲點的世界報記者 Luc Bronner 因此形容「郊區青年的動員與退休法案的關係不大，它暴露的問題更深刻、更嚴重、能量更不可預測，因為它同時揭示了世代不平等和空間的不平等。而法國政府正在壓抑這一切，並藉由妖魔化抗議青年操縱年長選民對年青世代的恐懼。橫豎郊區少年已經放棄投票了，在總統大選一年半前，這個算盤似乎合算。」(Le Monde 21/10/2010, 為何法國將其青年視為危險而非希望？)世代偏見與不平等透過投票傾向而複製，聽起來像是民主的玩笑，卻也是觀察法國青年運動時不可忽略的黑暗現實。

校園走廊牆上的塗鴉文字 ：
「國家與資本家只聽得懂一種語言：罷工，圍堵工廠學校，和搞破壞。」

法國反退休改革鬥爭中的青年身影 (一)

    法國反對退休法案改革的抗爭已進入九月以來的第七周，儘管參眾兩院已經表決通過政府提出的法案，將准予退休年齡由60延長至62歲、全額請領退休年金年齡由 65延長至 67歲(並且須工作42.5年)，民間反對此方案、要求撤回或修改的行動卻不曾退燒。過去兩周來，抗爭中還多了一群新面孔─高中與大學學生。兩周來全法國至少有三百所高中與二十多所大學罷課，除了上街示威遊行外，學生也積極參與圍堵機場、聲援石油工人、乃至募款支持罷工者等行動，並且在工會動員日之外自我組織上街頭抗議。

    看在台灣觀眾與社運組織者眼中，不免疑惑：退休法案改革，與這些還沒進入職場的學生有何干係？偶爾在學生抗爭現場，我也聽到年長的法國人搖頭道：「真是無理取鬧，他們還要等五十年才退休呀！」沒被嗜血媒體暴力影像嚇唬的台灣朋友更納悶地問我：「為什麼法國能、台灣不能？你能想像台灣青年為了勞保勞退相關法律上街抗議嗎？」當然，抗爭不可能無關發洩，但法國青年絕非盲目地無理取鬧，也不是靠著無根基的網路或空氣動員就能把青年捲入鬥爭之中。為了回答大家的疑問，以下整理了新聞剪報與街頭、校園的訪談收集，試圖討論本次法國青年上街鬥爭的意義、組織方式，以及對台灣組織者的可能啟發。

兩種青年抗爭：世代不公 vs 空間/族群/階級的不平等

    10月22日星期五，我在巴黎二十區街頭的遊行隊伍中遇見了 Yassin。23歲的他在巴黎三大就讀戲劇研究所，他連珠砲式地陳述自己加入抗爭的理由：「我們參與這場抗爭，因為年輕人沒有工作。我們不明所以地上學、追求文憑，即使失業的可能性愈來愈高。而現在，職場的未來也令我們憂慮，所以我們上街抗議，因為這場改革將關係所有人的生活。如果這個法案通過了，將為其他的法案大開方便之門，從此以後的十年、十五年，生活條件只會每下愈況。要領死薪水的人負擔國家財政是很容易的，同時，政府針對富人減稅造成的負債卻高達兩百五十億，更別提有些人炒股票賺取暴利卻分文不需繳。我們不能再坐視，這個改革系統性地剝削部分人口而圖利另一部分人口，這個政府卻持續地執行資本主義與種族主義的歧視政策，繼續惡化社會不平等。所以我們忍無可忍，上街抗議。」

    這並非 Yassin所參與的第一場社會運動。他告訴我他的社運啟蒙始於2003年反對英美侵略伊拉克運動，當時他還是高中生，此後「2006年反對CPE (Contrat Premier Embauche，首次雇用契約法案) 運動、2007年反對大學自治法案運動，以及支持巴勒斯坦解放運動，我都身在其中。」這樣的軌跡頗能代表許多青年組織者的經驗，在我遇見的許多組織者中，大部分人都是高中時初次啟蒙社會意識、參與抗爭，進入大學後則更加積極地投入各種左翼組織持續參與社會實踐。

    在遊行隊伍的後端，Lina, Amy 和Adama三位黑皮膚的高中女生娓娓對我訴說上街的理由：         「我們來遊行，因為我們覺得這很重要。特別是對年輕人來說，工作四十二年才能退休，這是不可能的！我們要維持六十歲退休。有很多人的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比方說清道夫，要他們工作到六十七歲，簡直是謀殺他們！他們會累死的！根本不可能享受退休的時光。」

    「但妳們距離開始工作還早得很呀？」我反問。

    「但這就是我們的未來呀！這是我們所有人共同的命運。我們看到現在中年人的狀況，就能預知我們的未來。而且老年人若是延後退休，我們的工作也會受到影響！」

     青年對失業的恐懼反映在抗議口號中：「老人去工作，年輕人喝酒？ (Les vieux au boulot, les jeunes au bistro?)」，「求助職業介紹所的不是那些可愛的老人，你知道嗎？ (C'est pas des baux vieux  aux pôle d'emploi, tu sais?)」，「薩柯奇式奇蹟：工時愈長，薪資愈少。(La miracle Sarkozyste: Travail plus pour gagner moin)」世代戰爭的意象隱含在這些口號背後。不祇一位受訪者提及「只有老人跟有錢人才投給薩柯奇。」「你知道是誰把票投給他嗎？是老人。那些老人已經退休了，不會被這個法案影響到，所以薩柯奇敢朝年輕人和中年工作者開刀。」